1981年至2010年期間，全球經濟迅速增長，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81年發展中國家人口中，每天生活費不足1.25美元的窮人比例高佔50%；及至2010年，雖然此等國家人口增加達59%，窮人比例卻減至21%。由此可見，期間全球窮人數量大減，主要得力於迅速全球化環境中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有助扶貧，正是視增長為滅貧良方的信念癥結。但要全面發揮市場力量，順應全球化趨勢，則還須發展中國家政府推行經濟開放與改革方能成事。
全球化趨勢加深財富分配不均或貧富懸殊之說雖然時有所聞，但到底是否由此導致各地貧者的經濟狀況真正轉趨惡化？當然，在經濟增長與全球化趨勢的助力下，發展中國家仍難免有部分貧苦大眾的生活條件實質轉差，但不會是普遍狀況，否則世銀的研究結果就不會顯示全球貧窮比例在過去三十年間銳減。
增長濟貧 不均難免
即使社會上不論貧富均能從全球化大趨勢中受惠，但富者所得卻遠勝貧者，因此，即使貧者的經濟條件已見改善，但財富分配不均情況依然日趨上升。本文將重點探討其成因及對策；分析人力資本在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以及「資本市場不完善性」（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所帶來的挑戰。
財富分配不均日益上升，對社會階層流動性（social mobility）造成障礙，低下階層向上流動機會受壓，令人感覺希望幻滅甚或絕望，往往引致嚴重政治後果。話雖如此，近三十年來世界各國在扶貧方面所取得的長足進展卻也不容忽視。經濟增長有助解決貧困問題，足證開放經濟市場行之有效，皆因開放市場具備改善部分阻礙低下階層脫貧的「資本市場不完善性」。但要達致以上成果，還有賴政府制訂相應政策。
事實上，經濟增長有時亦會引致財富分配不均；各行各業與不同經濟活動的經濟生產力增幅總會出現分配不均的現象。生產力增長緩慢甚或停濟不前的行業自然日形萎縮，而行內從業員則有失業之虞，有關行業與從業員甚或須要轉型到較高增長的行業。轉型不免需時而代價又高，市場開放與全球化對這一群可說是帶來了不良影響。
部分觀察者往往給上述現象誤導而錯覺市場開放是貧富懸殊上升的罪魁禍首，因而把批評矛頭指向全球化趨勢，無視市場足以帶動生產力較高行業創造財富的事實，卻未免是以偏概全了。
市場開放之下，難免有人歡喜有人愁，但只要整體上收穫大於損失，就會造就經濟增長。受到經濟增長鼓舞，損失者自會從中另謀出路；成功者可透過轉移方式接濟損失者，以致經濟增長期間人人多少都可從中受惠。生產力增長緩慢行業的從業員，除可趁機另謀出路以外，亦可借助於政府或私營機構所資助的社會安全網。安全網可為臨時或永久的安排，但臨時方案在達成目標後，亦往往由於政治考慮而變成長期計畫。
全球財富分配不均上升與貧窮同期大減，形成兩派壁壘分明的觀點。持正面觀點的一派，視貧窮比例日降為經濟增長與全球化良性作用的結果；另一派則認為在貧富愈懸殊，令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階層生活更艱難，窒礙社會階層向上流動性（upward social mobility），對跨代流動性（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影響尤甚。
雙方所持觀點都各有道理，好比把半杯水說成是半滿或半空一樣。環顧全球各地，雖然窮人生活整體上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往往及不上有錢人，因而予人差距擴闊的印象。正因如此，貧富懸殊日益上升，在經濟條件較差的發展中國家，往往視為中產階級冒升的表現，相反，在富裕的發達國家則被解讀為中產階級滑落。
前往香港及世界各地的內地遊客人數日增，也正是中國中產階級冒升的跡象。在香港這個高度發達的城市，對中產滑落的擔憂日益加劇。本地大學畢業生慨嘆無力置業安居，亦難望獲得優質醫療、老年生活保障，以及子女升讀大學的機會等等基本安逸生活所需；種種憂慮與其說成是貧窮深化的蛛絲馬跡，不如視之為擔心變窮的心態反映。
抱持這種心態的一群有些自己認為在生命中某階段會墮入窮網、淪為窮人；有些則擔心會在貧窮線邊緣胼手胝足，掙扎求存。這一群可稱為「瀕窮」（near-poverty）一族，而有關問題亦日漸變成足以造成社會分化的政治議題。政府已表示有意採取措施作出補救，然而，本地社會有否實際掌握貧富懸殊日益上升的背後成因？
下文將先扼要解釋造成貧窮的基本經濟邏輯，然後討論社會上有何措施最有助於扶貧減貧。要真正瞭解貧窮、財富不均、社會階層向上流動問題，以及三者之間有何關係，則必須從個人微觀層面去思考。
資本多源 脫貧關鍵
資本產生收入，所擁資本太少即會造成貧窮。一個人若在起步之初就已欠缺人力及非人力資本，甚至一直未能累積足夠資本，就自然會窮，而終其一生每月收入都會偏低。人力資本是一個人的內在資產，例如教育、健康、美貌、個性等；非人力資本則包括錢財、動產，以及物業資產。
此外，第三種較少為人論及的資本，就是社會資本。一個人往往可借用並依靠父母、兄弟姊妹、配偶的資產，其積聚資本能力及致富潛力應勝過孑然一身者。同一道理，深交較多者，其資本亦自然較缺乏友儕者為多。因此，人類歷史上，家庭與親屬關係一直大大有助於個人渡過貧困及其他難關。
在某程度上，職場也可算是一大信貸來源；企業及各種團體往往設有信貸互助社，為員工提供所需協助。市場經濟中，資本積聚須靠發展完善的金融市場。已故以色列知名經濟學家Yoram Ben-Porath稱此等可供積聚的社會資本為「三F關係」（即Families、Friends、Firms）。可藉以借用他人資產的人際關係，正是圍繞「資本市場不完善性」的核心議題。
在現代社會中，以借貸方式作人力資本投資尚未發展成熟，原因之一在於現今社會並不接受「賣身契」（indentured servitude），造成個人難望以此方式取得金融機構貸款，人力資本投資於是須依靠家庭及親屬關係等傳統非市場組織（non-market institutions）。
傳統社會中的個人社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非人力資本。至於現代社會，不但人力資本日形重要，還可利用一種資本滋生出其他各種資本。窮人本來就欠缺資本，自然無法加以大量積聚。一般人踏足社會之初，先從累積人力資本入手。例如在傳統社會，兒子先從父親身上學會如何耕作，然後繼承父親那塊非人力資本的農地。至於現代社會，子女靠父母及政府支付學費、生活費，在學校學習各種維生技能；部分為人子女者更可繼承家族生意或其他資產。
人口變化 收入指標
一般而言，個人的人力及非人力資本隨年事增長而有所提升；若兩人年齡有所差距，則互比資本以判定誰較富有並不恰當。以下兩種對比方式可算合理：一、對比雙方終身所得收入；二、對比二人同齡（例如以40歲或50歲為準）時月入。
舉例來說，仍在求學階段的大學生，雖然收入暫時未及已投身職場的中學畢業生，但卻正在累積有助於日後提升收入的人力資本。因此，即使終身收入分佈形勢維持不變，但基於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堅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收入不均的顯示係數）數字或會隨時間推移而出現變動。
以香港為例，近數十年來按家庭收入計算的堅尼係數持續上升，部分原因在於本地社會老化人口異常地迅速增加。【表】中顯示1981年至2041年香港人口的實際及估計數字，其中長者與就業人口比例1981年為0.115；1991年為0.138；2001年為0.170；2011年為0.193；至於預測比例2021年為0.287；2031年為0.449；2041年為0.531。
表: 人口數據 (百萬人)
| 年齡組別 | 1981 | 1991 | 2001 | 2011 | 2021 | 2031 | 2041 |
| 年青人: 0-19 | 1.85 | 1.62 | 1.55 | 1.25 | 1.15 | 1.19 | 1.09 |
| 工作人口: 20-64 | 2.99 | 3.63 | 4.42 | 4.88 | 5.06 | 4.81 | 4.82 |
| 長者: 65+ | 0.34 | 0.50 | 0.75 | 0.94 | 1.45 | 2.16 | 2.56 |
| 人口總數 | 5.18 | 5.75 | 6.72 | 7.07 | 7.66 | 8.16 | 8.47 |
| 長者與工作人口的比例 | 0.115 | 0.138 | 0.170 | 0.193 | 0.287 | 0.449 | 0.531 |
數據源: 香港政府統計
隨著整體人口的健康狀況有所改善，人類預期壽命亦顯著延長。近一個世紀以來，各地社會的預期壽命已延長50%至100%，其對終身收入增加的效應有兩種：直接效應在於個人可在較長時間內，利用所有資本產生較高終身收入；間接效應在於促使個人作更大的人力資本投資，例如進修，從而提高收入。
總而言之，要探究社會收入不均程度是否日趨上升，不可單靠分析家庭或個人收入在某段時間的分配狀況，而須以終身財富或終身收入分配為依據，而後者又極受人口變化影響。
投資補貼 雙管齊下
綜合以上論點，我建議下列四個減貧和扶貧的措施：
一、首先須開放經濟以及服膺市場規律；經濟增長確有助於不少人脫貧，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經濟奇蹟即為最佳例證。
二、全面投入資源擴闊人力資本投資，以帶動經濟增長及減貧。
三、針對補助年輕貧窮者（包括在保健及教育方面），俾能及早累積人力資本，從而增加終身收入。
四、對退休後生活貧苦的長者而言，投資人力資本已顯非其法，相關扶貧措施應側重於補貼開支，而非提高收入，例如通過政府或慈善機構為長者提供收入或資本補貼。政府的高齡津貼計畫，正是一種收入補貼。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公屋私有化計畫，即為非人力資本補助或財富轉移之方式。
人力資本投資，顯然是減貧的有力措施，最終獲得的人力資本取決於兩大因素：能力與機會。能力指一個人將人力資本投資轉化為收入的效率。有人效率較高，可將一元的投資化為1.5元的人力資本；效率較低者，則等量投資只能化為五角人力資本。一般來說能力較高者在人力資本投資會較多，所得回報自然高於能力較低者。
至於機會，則關乎借來一元投資所需的成本。由於奴隸制在現今社會有違法規，以簽賣身契抵押作為人力投資已不可能，而人力資本投資的借貸市場亦極不完善。若有幸生於富貴人家，父母又寵愛有加，即使將來須以孝敬方式回饋，借貸成本亦可算甚低。
電影《中國合夥人》有一幕講述主角孟曉駿跪在母親與村中父老跟前，懇求給予重考大學入學試機會，以免終身要務農為生。部分長輩也勸其母順應兒子所求，她終於答應；但他們正欲離開之際，她立刻要求眾人出錢資助兒子的學費。短短的一幕就將教育經費所蘊涵的資本市場不完善性，以及家庭、親屬在其中所起的彌補作用表露無遺。
在大部分社會，宗教團體、慈善團體、志願組織都提供教育貸款與津貼，在改善資本市場不完善性方面發揮一定作用；政府的相關角色亦日形重要。現今大部分發達國家的教育往往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資助，確可縮減窮家子弟面對機會不均所造成的差距。
教育機會為何難以完全均等？主要由於人力資本投資所涉及的成本與技術性問題。下周將進一步探討能力與機會如何互相牽引而產生不平等現象，並且分析有關社會支持人力資本投資的政府措施，以及如何規劃教育政策。
「窮根」究底．之一
參考文獻：
Yoram Ben-Porath, 「The F-Connection: Families, Friends, and Firm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xchang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6, No. 1, March,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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