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自由的權利與責任
「自由」（Liberty）屬於哲學的範疇，不是科學的範疇；哲學講的是好與壞的概念，科學講的是對與錯的概念；前者屬主觀，後者屬客觀；前者是一種價值判斷，後者是一種事實判斷。既然是價值而又是主觀的判斷，而哲學又有各門各派的思想，因而存有不同的價值觀，從而引申出不同的好與壞的判斷。
更形複雜的是，好與壞的價值觀還延伸至道德和宗教的領域，不同宗教和不同道德，自古至今產生多少人類衝突，便是由於宗教信仰不同而無法彼此接受，便只好打個你死我活，所有宗教戰爭，至今在聯合國眼中仍是最危險的東西，沒法判斷誰好誰壞，只能叫大家別對他人的宗教信仰說三道四。
道德的問題也很複雜，不同民族和社會，均有不同的道德行為和好壞標準；不同道德觀的不同族群相處同一社會，像近代城市人口急劇上升而出現的種族衝突，正是源於彼此道德行為南轅北轍，無法彼此忍受的結果。
色情讀物 處理各異
「自由」既然屬於哲學領域的東西，不同的思想體系所主張的「自由」也就南轅北轍，無法咬弦，例如「個人主義」所講的「自由」，是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主張的自由予個人有很大的發揮空間，只要個人的自由不損害他人利益，聽之任之可也；反之，「社群主義」主張的「自由」，卻以社群利益為本，任何個人或團體的行為若有損社群利益，便應受到制約。
這兩種不同思想體系產生的自由主張，在東西方社會普遍存在，最顯著的例子可從色情報刊的處理手法看得一清二楚。西方裸體書刊泛濫，不封禁的主因出於個人主義思想，認為任何人均有選擇讀物的自由，任何成年人會懂得自己的利益好壞所在，個人的選擇是個人的行為，與他人無關，因此色情報刊照行可也。反之東方社會，像回教國家，便不許色情讀物發行，個人私下享受，也是違反宗教教義和宗教法的罪行。
說到這些「自由」差異的現象，筆者接下去要討論的是香港的「新聞自由」。
香港既是東西方價值交滙的地方，英國又是西方自由主義的發源地，香港又處於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個意識形態對立的刀口上，經過一個半世紀英國殖民政府統治後，這裏實踐的「新聞自由」本於自由主義思想，把個人利益凌駕於社群利益之上，便是司空見慣。
又以色情報刊為例，各種色情讀物成為媒體的「搖錢樹」，殖民地政府不理不睬，只要好好包裝，不讓青少年公開觀賞，便算合法；反之，內地無論是1949年前後的當政者，均承受不起這樣的公德責任。
至於政治新聞的處理，香港和大陸無論在國民政府之前或之後，也有很大差別。
以反政府的新聞和言論而言，香港與大陸無甚差別，港英政府時代，只要視某傳媒為反殖反帝而威脅政權安危，便會立刻封報抓人，這有大量歷史記錄為證，不贅。
大陸對此的處理一樣，一旦涉嫌危及政權安危的新聞和言論，都會封報抓人，由清代至民國至1949年之後，全不例外。
這種處理政治新聞和言論的手法，全球很「劃一」，只要以「危害公共安全」為由，聯合國的人權機構也只能以等閒態度視之，每個聯合國成員國均有自己一套法律，只要有「本身的公共安全」法律可依而限制新聞自由，聯合國也理不到，敵對國也只能在本國口誅筆伐抗議一番。
有損他人 便屬違法
正是體會到中港兩地的新聞自由有着不同的價值判斷，因此《基本法》說明香港維持自己的制度「五十年不變」時，也在第27條說明香港的出版、言論和新聞自由照行不變；即使有這一條文，香港的新聞自由在港英時代也不是毫無限制的。正如其他自由，就以英國的法律而言，都沒有犯法的自由，也沒有犯法的新聞自由。
犯不犯法，一個直截了當的判斷，便是「凡是新聞損害個人利益，便屬犯法」，儘管這種官司有辯駁空間，但這只是法律技術性的問題，不涉原則性問題；原則就是新聞自由不能包括可以冒犯他人利益的自由，而利益的解讀可以很廣，包括有形的物質損失，以及無形的名譽地位損失等等，而技術環節的答辯，也非天馬行空，任由胡扯。
這種破壞他人利益的新聞報道和言論，香港的傳媒可說是無日無之。九七主權回歸後，由於政治生態改變，社會變得兩極化，破壞他人利益的言論和新聞也日益惡化；尤其發生在公眾人物身上，更是嚴重。
這種問題並非不可循法律途徑處理，但是有關破壞他人利益的新聞和言論，就以破壞名譽的法律為例，賠償額仍然停在舊時代的生活標準，五十年代或戰前，罰款15萬元是非常可觀的數目，但到今天，打贏官司，頂多也只獲賠償15萬元，但律師費和庭費卻可能高達數百萬元以上，除非「受害人」很有錢，誰能打這麼豪華的官司！
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建國的新加坡，便已修正這種破壞個人名譽的法律，賠償額可以高達千萬坡元，有了這種賠額，傳媒誰敢不用盡專業知識好好調查真相，以免一旦錯報，便悔之已晚。
可是香港的傳媒（包括報刊、電台、電視台）可以毫無顧忌，常以「揭發」、「醜化」、「批判」等手法處理報道，例如有名主播可在節目上以「揭發」他人陰私的口吻，說某位女教授女議員的博士學位是以「性交易」取得；又某大學的學生言論板竟可貼出大字報，呼籲同學「綁票」議員的兒女……。
類似這種新聞和言論，近年已泛濫成災，大家以為只要是政治運動，便可以讓新聞自由無限上綱，這是很危險的趨勢，對「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絕對有害。
幾年前一極化的激烈政治行為，現在已激發出了另一極與其對抗，誠如英諺說的：「你殺我的貓，我便殺你的狗」。這是極端政治的自然規律，如果不及時煞住這種惡性循環的「自由放任」，香港的新聞自由不但得不到自由發展的空間，最後還會「自毀長城」，與人無尤；世上哪有只有被人罵而沒有回罵的自由？如此彼此惡罵下去，而且在傳媒公開罵，最後不出事才怪。
《基本法》制訂第27條時，原以為香港已有足夠的法律維持新聞自由和新聞秩序，但想不到的是九七後的政治生態生變，變得政治是非鋪天蓋地而來，官員、政黨、中央、內地人事等等，統統成為新聞自由最愛炒作的對象，偏偏法律和執法卻沒有跟上這種失序的形勢，可以預見，在現有弱勢政府與立法會對立的情況下，任何涉及管制不法的新聞操作，都會面對早已積重難返的困境。
一個可行而又不必付出什麼政治代價的辦法，便是由新聞界自身主動出來維護自己的新聞自由，針對有損自由的新聞操作着手做起。須知道，最佳的新聞自由狀態，是自發自愛自我提高專業質素的自由，而非來自外界壓力而被迫非改不可的自由。
三個範疇 須予改造
要自動自覺做的話，起碼有三個問題須作改善：
一、提倡守法的新聞同業工作
這方面可做的工作很多，最省時省力的辦法是由新聞工作者協會開闢一個投訴管道，公開讓市民投訴由他們看到的、懷疑犯法的新聞報道和言論，經協會特設小組聽證或調查後，提點或忠告當事者，若兩次勸說仍冥頑不靈，可以解除會籍。業界聞風，便會明白煽情或歪曲的新聞報道將會得不償失，歪風自然改善。
二、提倡新聞道德操守
正如本港的大學商科課程，很少（甚至沒有）開設商業道德課程；同樣，本港的新聞資訊課程，很少甚或沒有開設新聞撰寫和報道的行為操守，這方面出現的缺德現象，一目了然，簡直是司空見慣，例如自設立場，惡己所惡，好己所好，作出不盡不實地撰寫新聞，這種情況已惡化到整個報社如自設立場去對待新聞與言論，簡直要不得！
此外還有歪曲、捏造、造謠等不道德行為。要整頓這種歪風，也可由業界或新聞學術界組織學術研討會，針對不道德的新聞報道設立專題研討會，同場還可邀請業界編採人員參加工作討論小組，並由上述所說的新聞工作者協會設立投訴管道，案例討論後，若有明顯而蓄意的不道德行為，應予警告，不聽勸告，也可以各種方法加以勸善或酌情懲處。
三、提倡新聞專業操守
在華文報業中，不少從業者沒有經過大專新聞和資訊科學的專科訓練，業界因為專業人才難找，只好因利乘便，只要是能寫的，便可聘為記者，之後成為編者，久而久之，為了省錢也就不求上進。觀察這方面的缺點，會發覺愈是缺少專業資歷的，便愈膽大妄為，相反，愈是專業出身的，便少有這類行為。
要提升這種專業水平，大可像師資訓練班那樣，要求有教育文憑者才能成為合格教師；同樣，也可由大學新聞資訊系開設新聞資訊訓練班，專為有意入行當記者的人開設專業文憑班，取得文憑者才能入行當記者，如果新聞記者協會主動要求，則善莫大焉！
如能做到上述三大改善工程，新聞自由便可有更大的提升空間，否則新聞自由沉淪，便不能自拔了。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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